喃喃自語

中國時報 2007.06.30　

黃怡

三十年前剛進入新聞界時，我跑的是社會新聞。在黃色新聞主義已全球普遍式微的一九七○年代，台灣因為政治新聞尚未解嚴，社會新聞仍獨樹一幟，我自以為是，認為深入這類新聞，可以更得知社會真相，掌握時代脈動。在學期間，我已花了很多時間研讀大案剪報，其中最令人怵目心驚的，莫過於眾多被害人呼天喊冤的案件；而跑新聞後，某日聽到某位高級警官說：「當然要打。不刑求，誰會招認呢？」日後更得知，這位先生還曾在警校「刑事偵查學」任教，才漸漸領悟，台灣為何有如此多人受冤獄之苦。

譬如一九五九年的姚嘉荐案，只因當時台灣政府缺乏資金，正在大力引進僑資，旅菲華僑姚嘉荐與人合資生意失敗，在武漢旅社上吊自殺，因僑界施壓，老蔣下條子限時破案，於是警方匆匆把武漢旅社中幾個和姚相識的人逮捕，並逐一刑求，在隔年判了四個死刑、兩個無期徒刑、一個十六年。但被告不服屢次上訴，一九七五年第八次更審，這時姚案七名被告已死的死、瘋的瘋，在押被告只有王藹雲、游全球兩人了，在審判期間，王、游曾懇求庭上，說被冤枉了十六年，希望庭上能斟酌證據，還他們清白，不料承審推事董國銓劈頭就罵：「十幾年有什麼了不起！關三十年的還大有人在。」該案定讞時，兩人已服刑超過判決的十五年有期徒刑兩年。

再如一九六三年的張韻淑火窟雙屍案，物證根本沒有，唯一說「見到」許從火窟出來的三輪車伕，在隔年被證實是個精神病患，該案原來判死刑，卻因得到徵信新聞報與其他民營報的聲援，不斷以社論和特稿挖掘事實，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以無期徒刑定讞。記得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，徵信新聞改名後的中國時報，還曾刊載一封張韻淑寫給法院的信，要求法院再改判她死刑，她寫道：「惡活不如好死，人終必是要死的，與其這樣冤曲的活下去，不如早點死了，也好到陰間去問阿娥、黃其崙他們，到底是誰殺死他們？」（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）而直到一九八二年，在獄中從二十九歲關到四十八歲的張韻淑，才獲准假釋出獄。

台灣的警察辦案方式，曾因這些顯然的冤案而有所惕勵改進嗎？或是對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權利更尊重？

在張韻淑出獄的同一年，發生台北市土銀搶案，由於這是台灣第一件持槍搶銀行的案件，又有行員中槍重傷，輿論譁然，警方快馬加鞭地「偵查」之下，捕獲「有外音口音」的「計程車司機」王迎先，就在五月七日凌晨四時許，警方押著王迎先四處去「查贓」時，他趁警方一不注意，跳下秀朗橋死亡。如果不是很巧，就在同一天凌晨三時，另一批警察衝進李師科（也是有外省口音的計程車司機）的住家，人贓俱獲，很可能土銀搶案會以「兇嫌王迎先畏罪自殺」草草結案，王迎先的家屬，更沒有機會看到涉案的刑警被判決妨害自由。

有刑警被判刑，曾使法院對於警方承示的犯罪嫌疑人自白更審慎採信嗎？看看著名的張銘傳案吧。張銘傳因為窮上當舖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、十二月上過板橋的協和當舖三次，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，該當舖老闆呼醒寰被殺，就憑著當舖鐵門和屏風上的一兩枚張銘傳的指紋，加上一條來路不明、他穿起來褲管離地十多公分的所謂「兇褲」，以及他被警方刑求時畫下的一隻「紙刀」，就判決了死刑。後來因為陳水扁願意替他辯護，更三、更四、更五判了三次無罪，但是更六、更七、更八審又一路改判無期徒刑至定讞。

以往這些案例，加以蘇建和案三被告的罪證闕如，使台灣社運界矢志不懈地為蘇案抗爭，才有了二○○三年第一次的無罪判決。昨天，三被告再度被判死刑，只印證該案律師蘇友辰在一九九五年講過的一句話：「大家同聲一哭吧，這個世界太使人傷心了！」

（作者為文字工作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