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.07.17 

【中時電子報主筆何榮幸/特稿】

知識份子會有使命感,但使命感過多會不會變成災難?在社會科學領域享有大師地位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,最近在其退休感言中再度提出這項命題。葉啟政總結三十年執教經驗的謙抑自制與反躬自省,值得台灣知識社群再三深思。

台灣社會學界向有「北葉南高」之稱,北葉就是葉啟政,南高則是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高承恕,兩人相知相惜數十年。高承恕最近接受中時記者訪問時指出,當年他回國時,葉啟政還一度主動要把台大社會系的課讓給他教,可見葉啟政胸襟之寬闊。

葉啟政不僅胸襟寬闊、桃李滿天下,更重要的是,他長期在學院內致力於「社會學本土化」,在學院外則冷眼觀察台灣社會演變。做為一個典型知識份子,他一方面抗拒將西方社會學理論直接套用於台灣社會,另一方面則積極探索台灣社會快速變遷的深層意義,他的熱情並不遜於任何社會運動者。

如果葉啟政沒有使命感,他當年不會在「中國論壇」等刊物上發表那麼多社會觀察作品,更不會參與廢除刑法一百條等社會運動。因此,葉啟政的自省焦點並不在於「知識份子應不應該有使命感」,而是在於「知識份子應不應該承擔過多的使命感」,過去東西方各種「知識份子論」總鼓吹大量使命感,葉啟政則不以為然。

其實,知識份子的角色無法在真空中進行討論,必須回到台灣社會發展脈絡中觀察。一九八0年代解嚴前夕,知識份子影響力可謂極盛一時,在那個報紙一律三大張的年代,楊國樞、胡佛、李鴻禧等自由派學者,發揮了在國民黨與黨外陣營間折衝協調的舉足輕重影響力,學者專家的專欄也常見諸大報要聞版,對於台灣社會走向影響深遠。

但隨著台灣社會自由多元、民智大開,知識份子的影響力早已大幅消退。即便是頂著諾貝爾獎光環的李遠哲,也在藍綠長期對立、社會嚴重撕裂下被徹底耗損;各類學者專家早就失去一言九鼎、動見觀瞻的巨大社會動能,學者專家的意見集體退位至各報讀者投書版,再也無法擦亮昔日知識份子引領風騷的金字招牌。

葉啟政在這樣的時空轉換下反省知識份子角色,毋寧具有更深刻的社會變遷觀照意義。不論在學院內外,知識份子是否仍如葉啟政所言,因為使命感太過沈重而有著「一不小心就會造孽」的風險?當前知識份子能否真正體會,葉啟政念茲在茲的「嚴守分際而不具煽動蠱惑作用」基本倫理?

此時此刻,台灣社會更應該問的問題是:有多少知識份子能像葉啟政一樣謙抑自制,如其退休感言中陳述:「一直以此引以為戒,期盼自己能夠克盡良知地把自己所知的知識忠實地傳遞給下一代,而不至於誤導」?

儘管葉啟政的態度可能引來質疑其「退縮」與「消極」的評價,但不容諱言,在自我膨脹與反躬自省之間,台灣知識份子顯然還有很多重要功課要做。葉啟政提出的問題,台灣知識社群已經準備回答了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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