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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吳豪人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）
◆引言
2007年5月4日，馳譽國際的「神探」李昌鈺博士以法院鑑定證人身分出庭，使得逐漸為社會所淡忘的蘇案掀起高潮。不過，從當天上午9點半到下午5點，整整一天的交互詰問，令人深刻感受到的，不只是李博士的專業鑑識對於案情的釐清大有幫助，更重要的是，「專業」對抗台灣司法實務界的「面子文化」──法官的面子、檢察官的面子、警察的面子、法醫研究所的面子。
過去，當檢警法官法醫的面子與被告的利益，甚至生死相衝突之際，被犧牲的往往是被告。今天則是辯方律師羅秉成所說的「司法五四運動」的開始 ，也是檢驗台灣司法改革十年成敗的試金石。
如此具有指標性的案例，當然引發台灣社會的關注。然而人命關天，放任懶惰不用功的媒體胡亂報導，恐怕未審先判的「台灣司法記者傳統」又要辜負李博士的美意。聲援蘇案的民間團體（台權會、民間司改會、人本基金會等）一大早就到台北高等法院排隊入庭旁聽。憑良心說，法院如果願意開放現場直播，台灣的國民們也可以上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課。也許檢察官也會認命一點，節省司法資源。很可惜法院並不同意這麼做。當然，就旁聽之後的感想而言，不開放直播算是「英明叡智之舉」，否則原本就少得可憐的，台灣人民對於司法的信心──尤其是對檢察官辦案的信心，恐怕又要雪上加霜了。
◆法庭上的律師團與李昌鈺博士
李博士曾經謙遜地說：「鑑識者所為之鑑識若不能被優秀的律師活用便毫無價值。好比一架鋼琴，只有在傑出的演奏者手中，才能彈出優美的旋律」。
就這個定義而言，5月4日當天辯方律師團的表現可圈可點（唯一令人擔心的，是法官究竟是知音還是音痴）。首先羅秉成律師以powerpoint放映警方所紀錄的命案現場照片,錄影帶等，讓李博士娓娓道來，重建犯罪現場，並帶領法庭內所有人一步一步了解，一個「合格的」鑑識意見，應該如何細心蒐證，如何客觀推理，如何避免臆測與先入為主。
整個庭訊的詳細過程已有法庭書記官的完整紀錄，在此只節錄幾段重要的律師團與李博士的對話如下：
羅秉成律師（以下略稱羅）：關於本案凶器的菜刀，兩位被害人身上所受刀傷是否為本刀所造成？
李昌鈺（以下略稱李）：很有可能。一般菜刀多為長方形，只具有兩個尖角，一個切面。本刀則接近正方形，有五個尖角，三個切面。再加上行兇時的方向，力道，可形成各種不同形狀的刀痕。砍切割刺刮傷，本刀均可形成。
羅：從被害人傷口數量或傷勢可否判斷加害人人數？
李：很困難。
羅：可因此判斷凶器數量嗎？
李：必須原始現場，屍體及其他跡證都保持完整才有可能。
羅：一個人有可能連砍70幾刀嗎？
李：當然。在我的辦案經驗中，甚至有一個人連砍274刀的例子。
羅：被害人是否在清醒狀態下遇害？
李：可能清醒或半清醒。但是抵抗傷都在手上，可見不是打鬥傷。
羅：有無可能只有一把凶器？
李：很可能，照片上所有可見的傷痕，本刀均可完成。所以本案絕對不能排除一人犯案的可能性。我的理由有四點：1.現場房間很狹小，能夠活動的只有床頭右側，若依照檢方所稱「四人刀棍齊下」，空間太小；2.如果多人在場，噴濺型血跡不可能像照片所顯示的既多又完整；3.現場只有兩種鞋印，走廊亦然，其中一種居然還是警方不小心留下來的；4.被害人所受刀傷雖多，並不能據此證明為多人犯案，且無棍傷瘀傷。
羅：您對本案起訴書之記載有何意見？
李：純就原始相片分析，我就發現有18個新線索，可證明檢方所提證據有誤。
比方原始起訴書中所說的「葉女遭輪姦」根本不足採信，因為並無任何傷痕；「刀棍齊下」卻找不到棍傷；「犯人們清洗現場」說，也沒有任何痕跡可證明；「葉女衣服被更換」更是子虛烏有；起訴書甚至把吳氏夫婦身上的傷痕寫顛倒了！
在這個過程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李博士不時的感嘆：「案發當時的警方在保全現場以及蒐證上，如果能夠更小心，更仔細，更專業…….那麼這個案子實在不難解決的…」。而他在回答蘇友辰律師的提問時，更強調：「不只鑑識要嚴謹，一切都要嚴謹！本案是個不幸的案例，牽涉到太多的死亡與死刑，牽涉到太多的生命，非嚴謹不可」。
◆法庭上的檢察官與李昌鈺博士
和辯方律師團相較之下，檢察官們的詰問就顯得亂槍打鳥，不知所云，要不然就是一開始煞有介事，從100萬光年以外開始問起，因此挑起旁聽席的好奇心，以為將要像好萊塢電影一樣，檢察官準備了一個精心策劃的陷阱，準備讓敵手跳下去。接下來的提問必然環環相扣，最後讓惡德律師啞口無言，正義就此獲得勝利。可是越聽下去越摸不著頭腦，問題與問題之間一點邏輯因果關係也沒有。鬧了半天，原來檢察官只是在玩「convince people not, confuse people yes(including him/herself)」的把戲。這還是比較恭維檢察官的看法，搞不好有些人的腦袋裡根本就是一團漿糊，如此而已。
其實，這樣子的情形一點也不稀罕。從二審第一次開庭以來，檢察官們在交互詰問的時候，總是給予旁聽席「事前沒有準備」、「硬拗」的印象。有的檢察官口齒非常不伶俐，似乎沒有接受過修辭學的訓練，語尾助詞總是「……的話」，把所有肯定句、否定句、疑問句、命令句全部都弄成假設語句；有時候甚至說出一些令同為法律人的我焦急難堪的「愚問」。例如詰問吳木榮法醫的一段就非常經典。
檢：「您在19**年曾赴美進修一年？」
吳：「是的」
檢：「過了幾年之後，您在19*#年又再度赴美進修？」
吳：「是的」
檢：「你不是才進修過了嗎？幹嘛又去？」
或許是我太敏感，但總覺得當時吳法醫臉上充滿同情鄙夷與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呃，原來你們法律人是「不進修的」，你們法律人的專業知識是「不必，或至少不必經常update的」，或者「這位檢察官搞不好從考上檢察官之後，從來沒有進修過」。簡單一句話吧，「這位檢察官有專業嗎」。
這位對於醫學院勤於追求新知大表不解的檢座，面對李昌鈺博士時，似乎比較「有備而來」，可惜準備的程度正好提供李博士對他「機會教育」而已。試摘錄兩人精采對話如下。又，括弧部分為我的個人觀察，推理與臆測，未必是事實。又，我把他的語尾助詞「……的話」全拿掉了。
檢座甲（以下略稱甲）：「李博士，我們都知道您是蜚聲國際的鑑識專家。可是對於本案的現場重建，您到過現場嗎？」（勝！李沒到過現場。一句話就問倒他了）
李：「所謂的現場重建有三種類型。1.全部重建──需要有現場；2.部分重建──年深日久，已無現場，只剩下照片等紀錄；3.特別重建──彈道，血跡等物證的重建。本案中我的重建屬於部份重建」
甲：（聞所未聞，只好改變話題）「您的部分重建只依賴照片，可是照片拍的並不完整，也就是說，您的重建是否有侷限？」
李：「VERY GOOD。像牆壁、天花板部分就沒有辦法重建現場，因為警方漏掉沒拍」（所以，我的重建有侷限是誰的責任呢？）
甲：（尷尬）「您看過開山刀沒有？」
李：（這是什麼問題嘛！）「看過，沒用過！」
甲：（尷尬）「開山刀比菜刀輕，在屍體上造成的傷痕是否不同」（勝！這麼多傷痕怎麼可能是單一凶器嘛）
李：「我已經說過了，不同的接觸點，力道，方向，即使單一凶器也能夠造成各種不同刀傷」（老師有說你沒聽）
甲（無言以對，翻資料一翻就是3分鐘）：「請看第28頁的照片，可以證明是不同刀器造成的刀傷，不是嗎？」
李：「兩張照片都不合格！測量尺也不直。」
甲：（震驚）「……..但上面明明注記的很清楚：長1.7公分寬0.05公分深0.5公分」
李：「所謂深0.5公分，知的是最深還是最淺還是平均深度？完全沒記載嘛！」
甲：（轉移話題）「您說兇手乃一人且心理不正常；兇手為數人的話呢」（這裡的「的話」真的是假設句！）
李：「小小區域，揮砍開山刀會傷到自己人唷。當時對於空間並未測量，您所謂的開山刀，誰也不知道有多長」。
甲（又轉移話題）：「兇手揮砍力道如果真的那麼大，被害人的衣服為什麼沒有破？」
李：「衣服在哪裡？」
甲：「…………」
李：「當時如果保留下來,今天就很容易證明了」(保留下來的,只有檢警的輕率辦案的態度)
甲（再轉移話題，幾乎無法連續詰問）：「您說葉女未被輪姦，因為陰阜沒有傷痕。但生過小孩的，或性經驗較豐富的女性，即使遭到輪姦通常也不會受傷阿」
李（有點生氣了）：「我驗過上萬件性侵案，只要女性不願意，陰阜必然有破裂流血紅腫等現象」
甲（讘嚅）：「可是，那是一般仍可抵抗之下的情形」
李：「女性不願意而被強行性侵時，陰阜必然乾燥，所以會留下傷口」（這小子A片看太多了嗎？）
甲：「您看過王文孝的第一次筆錄，其他被告的筆錄你看了嗎」（沒話找話）
李：「筆錄，供詞我不看（刑求得來的東西！），我只看現場，只看物證！」
這就是檢察官的詰問。如果這是我法律系的學生的報告，死當定了。看來司法院推動刑事訴訟當事人進行主義，只得其形未得其神髓，尤其法務部應該好好加強對檢察官的訓練，否則『笑林廣記法曹篇』，很快就可以傳世了。
其實「菜刀以外還有開山刀」「葉女生前遭到輪姦」等等，都是過去檢警杜撰想像出來的，以「證明」「兇手兇刀為複數」的起訴，過去早就被律師問倒幾百遍了，不但沒有任何證據，連開山刀在哪裡都拿不出來，根本不是本次開庭的重點。但這位檢座就是一定要問，一定要被羞辱，不知道究竟在想什麼。
唯一李昌鈺博士不願回答的問題，偏偏又是和「本案真相最無關，影響判決最有關」的「法醫研究所的權威」。檢察官甲一直挑釁道：「我國法醫研究所乃最高鑑識單位，其鑑識結果一般不容置疑。李博士您有何看法？」。憑良心講，「不容置疑」只是用權威心態禁止別人懷疑而已，世界上那有什麼「不容置疑」的鑑定？李博士修養到家，只說「我對他們都很尊敬尊重」，那是客套話呀。對人很尊重，但是對其鑑識，不是已經提出18點質疑了嗎？檢察官為什麼一定要白目到非得從李博士口中聽到「渾蛋！草菅人命的鑑識，起訴和判決」這類的實話呢？
每個檢察官都要逼問李博士對於法醫研究所的評價。只有逼問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他們才覺得自己「勝！」而這個問題，卻只證明蘇案不要真相只要保衛檢警權威等的「面子」而已。
檢察官甲不但思路不清，連基本做人的道理也不懂。甚至不知道自己問的問題不但於專業無關，也多麼無恥。
至於另一位檢座乙，就是先前我形容的「從100萬光年以外開始問起」的典型，先舉了一大堆李博士的著作『破案實錄』中的好幾處案例，甚至連陳文成命案都提到了，但就是和接下來的詰問一點關係都沒有。聽來聽去，這麼長的開場白，似乎只是想告訴李博士，她是忠實的粉絲。至於詰問的內容，比檢座甲的還更沒有娛樂性，在此從略。而檢方請來的幾位法醫的表現，唉，咱們就甭提了吧。
◆小結
蘇案審理至今，已經不再是為了「將真兇繩之以法」，而幾乎只是為了圓過去16年來司法界粗率辦案的面子。檢方堅持上訴，一點道理也沒有。如果依照嚴格的國際裁判標準，像蘇案這種用刑求取得自白，一拖16年還找不到凶器，而且起訴理由充滿臆測的案子，早就該以無罪結案了。退一萬步而言，就算檢方爭面子，獨立審判的法官絕對沒有必要隨之起舞。相反的更應該讓證據說話，並依無罪推定原則儘速還蘇建和三人清白。
蘇案另一個指標性的特徵，是台灣社會對於重大犯罪不要真相而要犧牲品的「祭品」文化。只要有人受害，就一定要有人負責，卻不問是否真凶。這種傳統中國的「結果責任主義」過去不知製造了多少冤獄，為的卻只是要「平息眾怒」，跟落後社會以活人獻祭的心態毫無二致。加上台灣有全世界最惡質而懶惰的媒體，動不動抬出「被害人家屬」。如果被害人家屬認定蘇建和三人就是兇手，那還需要法院作什麼？更重要的是，為什麼被害人家屬堅信這三人是真凶？說穿了還不是檢調單位給他們先入為主的錯誤訊息。因此歸根結底，問題還是出在警方和檢察官。如果李博士的出庭作證，能夠還原真相，並為法官所採信，蘇建和三人，以及被害人的吳氏夫婦及其家屬16年來為了台灣司法改革所做的犧牲，才算有了代價。
台灣司法的前途，就在這三位承審法官手裡了。
作者：吳豪人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）
◆引言
2007年5月4日，馳譽國際的「神探」李昌鈺博士以法院鑑定證人身分出庭，使得逐漸為社會所淡忘的蘇案掀起高潮。不過，從當天上午9點半到下午5點，整整一天的交互詰問，令人深刻感受到的，不只是李博士的專業鑑識對於案情的釐清大有幫助，更重要的是，「專業」對抗台灣司法實務界的「面子文化」──法官的面子、檢察官的面子、警察的面子、法醫研究所的面子。
過去，當檢警法官法醫的面子與被告的利益，甚至生死相衝突之際，被犧牲的往往是被告。今天則是辯方律師羅秉成所說的「司法五四運動」的開始 ，也是檢驗台灣司法改革十年成敗的試金石。
如此具有指標性的案例，當然引發台灣社會的關注。然而人命關天，放任懶惰不用功的媒體胡亂報導，恐怕未審先判的「台灣司法記者傳統」又要辜負李博士的美意。聲援蘇案的民間團體（台權會、民間司改會、人本基金會等）一大早就到台北高等法院排隊入庭旁聽。憑良心說，法院如果願意開放現場直播，台灣的國民們也可以上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課。也許檢察官也會認命一點，節省司法資源。很可惜法院並不同意這麼做。當然，就旁聽之後的感想而言，不開放直播算是「英明叡智之舉」，否則原本就少得可憐的，台灣人民對於司法的信心──尤其是對檢察官辦案的信心，恐怕又要雪上加霜了。
◆法庭上的律師團與李昌鈺博士
李博士曾經謙遜地說：「鑑識者所為之鑑識若不能被優秀的律師活用便毫無價值。好比一架鋼琴，只有在傑出的演奏者手中，才能彈出優美的旋律」。
就這個定義而言，5月4日當天辯方律師團的表現可圈可點（唯一令人擔心的，是法官究竟是知音還是音痴）。首先羅秉成律師以powerpoint放映警方所紀錄的命案現場照片,錄影帶等，讓李博士娓娓道來，重建犯罪現場，並帶領法庭內所有人一步一步了解，一個「合格的」鑑識意見，應該如何細心蒐證，如何客觀推理，如何避免臆測與先入為主。
整個庭訊的詳細過程已有法庭書記官的完整紀錄，在此只節錄幾段重要的律師團與李博士的對話如下：
羅秉成律師（以下略稱羅）：關於本案凶器的菜刀，兩位被害人身上所受刀傷是否為本刀所造成？
李昌鈺（以下略稱李）：很有可能。一般菜刀多為長方形，只具有兩個尖角，一個切面。本刀則接近正方形，有五個尖角，三個切面。再加上行兇時的方向，力道，可形成各種不同形狀的刀痕。砍切割刺刮傷，本刀均可形成。
羅：從被害人傷口數量或傷勢可否判斷加害人人數？
李：很困難。
羅：可因此判斷凶器數量嗎？
李：必須原始現場，屍體及其他跡證都保持完整才有可能。
羅：一個人有可能連砍70幾刀嗎？
李：當然。在我的辦案經驗中，甚至有一個人連砍274刀的例子。
羅：被害人是否在清醒狀態下遇害？
李：可能清醒或半清醒。但是抵抗傷都在手上，可見不是打鬥傷。
羅：有無可能只有一把凶器？
李：很可能，照片上所有可見的傷痕，本刀均可完成。所以本案絕對不能排除一人犯案的可能性。我的理由有四點：1.現場房間很狹小，能夠活動的只有床頭右側，若依照檢方所稱「四人刀棍齊下」，空間太小；2.如果多人在場，噴濺型血跡不可能像照片所顯示的既多又完整；3.現場只有兩種鞋印，走廊亦然，其中一種居然還是警方不小心留下來的；4.被害人所受刀傷雖多，並不能據此證明為多人犯案，且無棍傷瘀傷。
羅：您對本案起訴書之記載有何意見？
李：純就原始相片分析，我就發現有18個新線索，可證明檢方所提證據有誤。
比方原始起訴書中所說的「葉女遭輪姦」根本不足採信，因為並無任何傷痕；「刀棍齊下」卻找不到棍傷；「犯人們清洗現場」說，也沒有任何痕跡可證明；「葉女衣服被更換」更是子虛烏有；起訴書甚至把吳氏夫婦身上的傷痕寫顛倒了！
在這個過程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李博士不時的感嘆：「案發當時的警方在保全現場以及蒐證上，如果能夠更小心，更仔細，更專業…….那麼這個案子實在不難解決的…」。而他在回答蘇友辰律師的提問時，更強調：「不只鑑識要嚴謹，一切都要嚴謹！本案是個不幸的案例，牽涉到太多的死亡與死刑，牽涉到太多的生命，非嚴謹不可」。
◆法庭上的檢察官與李昌鈺博士
和辯方律師團相較之下，檢察官們的詰問就顯得亂槍打鳥，不知所云，要不然就是一開始煞有介事，從100萬光年以外開始問起，因此挑起旁聽席的好奇心，以為將要像好萊塢電影一樣，檢察官準備了一個精心策劃的陷阱，準備讓敵手跳下去。接下來的提問必然環環相扣，最後讓惡德律師啞口無言，正義就此獲得勝利。可是越聽下去越摸不著頭腦，問題與問題之間一點邏輯因果關係也沒有。鬧了半天，原來檢察官只是在玩「convince people not, confuse people yes(including him/herself)」的把戲。這還是比較恭維檢察官的看法，搞不好有些人的腦袋裡根本就是一團漿糊，如此而已。
其實，這樣子的情形一點也不稀罕。從二審第一次開庭以來，檢察官們在交互詰問的時候，總是給予旁聽席「事前沒有準備」、「硬拗」的印象。有的檢察官口齒非常不伶俐，似乎沒有接受過修辭學的訓練，語尾助詞總是「……的話」，把所有肯定句、否定句、疑問句、命令句全部都弄成假設語句；有時候甚至說出一些令同為法律人的我焦急難堪的「愚問」。例如詰問吳木榮法醫的一段就非常經典。
檢：「您在19**年曾赴美進修一年？」
吳：「是的」
檢：「過了幾年之後，您在19*#年又再度赴美進修？」
吳：「是的」
檢：「你不是才進修過了嗎？幹嘛又去？」
或許是我太敏感，但總覺得當時吳法醫臉上充滿同情鄙夷與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呃，原來你們法律人是「不進修的」，你們法律人的專業知識是「不必，或至少不必經常update的」，或者「這位檢察官搞不好從考上檢察官之後，從來沒有進修過」。簡單一句話吧，「這位檢察官有專業嗎」。
這位對於醫學院勤於追求新知大表不解的檢座，面對李昌鈺博士時，似乎比較「有備而來」，可惜準備的程度正好提供李博士對他「機會教育」而已。試摘錄兩人精采對話如下。又，括弧部分為我的個人觀察，推理與臆測，未必是事實。又，我把他的語尾助詞「……的話」全拿掉了。
檢座甲（以下略稱甲）：「李博士，我們都知道您是蜚聲國際的鑑識專家。可是對於本案的現場重建，您到過現場嗎？」（勝！李沒到過現場。一句話就問倒他了）
李：「所謂的現場重建有三種類型。1.全部重建──需要有現場；2.部分重建──年深日久，已無現場，只剩下照片等紀錄；3.特別重建──彈道，血跡等物證的重建。本案中我的重建屬於部份重建」
甲：（聞所未聞，只好改變話題）「您的部分重建只依賴照片，可是照片拍的並不完整，也就是說，您的重建是否有侷限？」
李：「VERY GOOD。像牆壁、天花板部分就沒有辦法重建現場，因為警方漏掉沒拍」（所以，我的重建有侷限是誰的責任呢？）
甲：（尷尬）「您看過開山刀沒有？」
李：（這是什麼問題嘛！）「看過，沒用過！」
甲：（尷尬）「開山刀比菜刀輕，在屍體上造成的傷痕是否不同」（勝！這麼多傷痕怎麼可能是單一凶器嘛）
李：「我已經說過了，不同的接觸點，力道，方向，即使單一凶器也能夠造成各種不同刀傷」（老師有說你沒聽）
甲（無言以對，翻資料一翻就是3分鐘）：「請看第28頁的照片，可以證明是不同刀器造成的刀傷，不是嗎？」
李：「兩張照片都不合格！測量尺也不直。」
甲：（震驚）「……..但上面明明注記的很清楚：長1.7公分寬0.05公分深0.5公分」
李：「所謂深0.5公分，知的是最深還是最淺還是平均深度？完全沒記載嘛！」
甲：（轉移話題）「您說兇手乃一人且心理不正常；兇手為數人的話呢」（這裡的「的話」真的是假設句！）
李：「小小區域，揮砍開山刀會傷到自己人唷。當時對於空間並未測量，您所謂的開山刀，誰也不知道有多長」。
甲（又轉移話題）：「兇手揮砍力道如果真的那麼大，被害人的衣服為什麼沒有破？」
李：「衣服在哪裡？」
甲：「…………」
李：「當時如果保留下來,今天就很容易證明了」(保留下來的,只有檢警的輕率辦案的態度)
甲（再轉移話題，幾乎無法連續詰問）：「您說葉女未被輪姦，因為陰阜沒有傷痕。但生過小孩的，或性經驗較豐富的女性，即使遭到輪姦通常也不會受傷阿」
李（有點生氣了）：「我驗過上萬件性侵案，只要女性不願意，陰阜必然有破裂流血紅腫等現象」
甲（讘嚅）：「可是，那是一般仍可抵抗之下的情形」
李：「女性不願意而被強行性侵時，陰阜必然乾燥，所以會留下傷口」（這小子A片看太多了嗎？）
甲：「您看過王文孝的第一次筆錄，其他被告的筆錄你看了嗎」（沒話找話）
李：「筆錄，供詞我不看（刑求得來的東西！），我只看現場，只看物證！」
這就是檢察官的詰問。如果這是我法律系的學生的報告，死當定了。看來司法院推動刑事訴訟當事人進行主義，只得其形未得其神髓，尤其法務部應該好好加強對檢察官的訓練，否則『笑林廣記法曹篇』，很快就可以傳世了。
其實「菜刀以外還有開山刀」「葉女生前遭到輪姦」等等，都是過去檢警杜撰想像出來的，以「證明」「兇手兇刀為複數」的起訴，過去早就被律師問倒幾百遍了，不但沒有任何證據，連開山刀在哪裡都拿不出來，根本不是本次開庭的重點。但這位檢座就是一定要問，一定要被羞辱，不知道究竟在想什麼。
唯一李昌鈺博士不願回答的問題，偏偏又是和「本案真相最無關，影響判決最有關」的「法醫研究所的權威」。檢察官甲一直挑釁道：「我國法醫研究所乃最高鑑識單位，其鑑識結果一般不容置疑。李博士您有何看法？」。憑良心講，「不容置疑」只是用權威心態禁止別人懷疑而已，世界上那有什麼「不容置疑」的鑑定？李博士修養到家，只說「我對他們都很尊敬尊重」，那是客套話呀。對人很尊重，但是對其鑑識，不是已經提出18點質疑了嗎？檢察官為什麼一定要白目到非得從李博士口中聽到「渾蛋！草菅人命的鑑識，起訴和判決」這類的實話呢？
每個檢察官都要逼問李博士對於法醫研究所的評價。只有逼問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他們才覺得自己「勝！」而這個問題，卻只證明蘇案不要真相只要保衛檢警權威等的「面子」而已。
檢察官甲不但思路不清，連基本做人的道理也不懂。甚至不知道自己問的問題不但於專業無關，也多麼無恥。
至於另一位檢座乙，就是先前我形容的「從100萬光年以外開始問起」的典型，先舉了一大堆李博士的著作『破案實錄』中的好幾處案例，甚至連陳文成命案都提到了，但就是和接下來的詰問一點關係都沒有。聽來聽去，這麼長的開場白，似乎只是想告訴李博士，她是忠實的粉絲。至於詰問的內容，比檢座甲的還更沒有娛樂性，在此從略。而檢方請來的幾位法醫的表現，唉，咱們就甭提了吧。
◆小結
蘇案審理至今，已經不再是為了「將真兇繩之以法」，而幾乎只是為了圓過去16年來司法界粗率辦案的面子。檢方堅持上訴，一點道理也沒有。如果依照嚴格的國際裁判標準，像蘇案這種用刑求取得自白，一拖16年還找不到凶器，而且起訴理由充滿臆測的案子，早就該以無罪結案了。退一萬步而言，就算檢方爭面子，獨立審判的法官絕對沒有必要隨之起舞。相反的更應該讓證據說話，並依無罪推定原則儘速還蘇建和三人清白。
蘇案另一個指標性的特徵，是台灣社會對於重大犯罪不要真相而要犧牲品的「祭品」文化。只要有人受害，就一定要有人負責，卻不問是否真凶。這種傳統中國的「結果責任主義」過去不知製造了多少冤獄，為的卻只是要「平息眾怒」，跟落後社會以活人獻祭的心態毫無二致。加上台灣有全世界最惡質而懶惰的媒體，動不動抬出「被害人家屬」。如果被害人家屬認定蘇建和三人就是兇手，那還需要法院作什麼？更重要的是，為什麼被害人家屬堅信這三人是真凶？說穿了還不是檢調單位給他們先入為主的錯誤訊息。因此歸根結底，問題還是出在警方和檢察官。如果李博士的出庭作證，能夠還原真相，並為法官所採信，蘇建和三人，以及被害人的吳氏夫婦及其家屬16年來為了台灣司法改革所做的犧牲，才算有了代價。
台灣司法的前途，就在這三位承審法官手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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